中国翻译佛教戒律和实行受戒仪式开始于曹魏嘉平年间（249----253）。那以前的中国僧人只落发，不受戒。中天竺僧人昙柯迦罗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专门翻译了《僧祗戒心》，请当时的传法僧人带到洛阳，中国佛教僧人开始有了受戒的仪式。此后，经过二百多年，印度流传的“四部广律”，“五论”全部传到中国南北。
在北魏孝文帝时代，法聪律师开始在北魏首都平城（今大同）开讲《四分律》，慧光律师作《四分律疏》，删定《羯磨戒本》，“四律”、“五论”开始弘通盛行，律宗的基础开始奠定。之后，慧光的弟子道云、道晖、洪理、昙隐，一直到智守集前人大成，创《广疏》（又称《大疏》），律宗从理论到形式都建构了完整的系统。在唐代，律宗达到了和禅宗并驾齐驱的地位。而在民众中的影响甚至更大。民间佛教的戒法五花八门，还直接影响到其它各种教派，连影响最大的道教亦在其列。而佛教律宗主要为“四戒”，即戒法、戒体、戒行、戒相。由此生发开去，加以论列，因所持义理和性相的见解不同，律宗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，甚至举行的受戒仪式也有了区别。各派的戒律，周详而又琐碎。陈述起来那是很烦冗的。但是，律宗由于一改禅宗坐禅颂经的形式，律戒当时即能目见，外守其戒，则内心彰明，所以，产生的影响便明显了起来。
对于契丹这样的有本族语言，而在官方公文等方面又大量使用汉文的情形下，禅宗以内视为主的修习方式便不太实用，而律宗则很容易为他们所接受。辽太祖始崇佛教，圣宗、兴宗、道宗臻于极至。圣宗除了增建佛寺、施给寺院土地民户以外，还注意了加强了对佛教教务的管理，由于民众间对律宗理解的偏差，当时便通行过“燃指供佛”的习俗。对这一陋习，圣宗便颁旨禁止了。他将悯忠寺作为律宗寺院，还拨款支持云居寺刻经，还派人管理两个寺院。所以，圣宗时的佛教发展是井然有序的。兴宗则过之。他本人带头皈依受戒，铸造银佛，编刻《大藏经》并且常常召名僧到内宫说法，并且给予高官显爵。当时僧人中正拜“三公”、“三司”兼理政事的有二十人。甚至在兴宗微服胡闹的时候，还有僧人参与。道宗文化修养高，他通梵文，对华严学造诣颇深，对《释摩柯衍论》尤其精通，关于“性”“相”之学，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，往往自己在宫内设坛开讲。而这三帝，都排禅重律。道宗的时候，在内廷设坛受戒，开讲律学风气，一时之间，辽国境内受戒行律朝佛的风气大行其道。
除了修建完成悯忠寺之外，还以《契丹藏》为底本，在房山云居寺刻经，还建造了许多寺院佛塔。
北京的大昊天寺虽然是大长公主捐私宅所建，但道宗专门赐钱五万贯，御题“大昊天寺”，懿德皇后萧观音是大长公主的女儿，也仿效母亲赐予了大昊天寺许多银两。而且，萧观音每天按律宗规矩为佛菩萨上香礼拜，成为长久的功课。正因为如此，大昊天寺成为当时京城中最大寺院的一个主要原因。后来，大昊天寺的一个僧人，前来主持位于良乡的法象寺，呼其寺的舍利塔为昊天塔，从此，法象寺本名倒不为人所注意，久而久之，讹传成真，使昊天塔也成为著名的佛家胜地，自京而南，一片梵音。
当时，除了主持刻经的通理大师之外，海山、志智都是名噪一时的律宗高僧。海山和兴宗互相唱和，多为以律宗为宗旨，从现存所遗的诗歌来看，海山和兴宗都是平等唱和的。海山又名非浊，他继承德云大师的遗志，利用新得的宋新译经，将一切佛菩萨名号集全，之后，便刻进了房山云居寺石经之中。
辽道宗清宁九年沙门真延撰《非浊禅师实行幢记》称：“……兴宗皇帝赐以紫衣。十八年敕授上京管内都僧录。秩满，授燕京僧录。”据真延所记，非浊得前二十卷手稿于重熙十八年，集全后奉呈给兴宗，兴宗颁旨，将这部经典收藏在《大藏经》的同时，也在云居寺进行雕刻。悯忠寺的三藏齐全，到了通理大师时，律宗的律论雕刻完成，云居寺经律论三藏也齐备了。
而素来不显扬自己的慈恩宗经律论由于和律宗有着义理方面的关系，在此时，成为云居寺刻经的主要底本。在石经未回藏之前，在藏经馆陈列的时候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“大唐三藏法师玄奘”所译经的刻本。而慈恩宗的创始人就是玄奘，玄奘的徒弟窥基又加以发扬光大，诠晓在辽代接踵其后，使慈恩宗大行其道，唯识论哲学得到发扬光大。
慈恩宗也称法象宗、唯识宗，属于大乘宗派。因为玄奘从天竺取经归来，和弟子窥基等一起长期住在长安的大慈恩寺创出的宗派而得名。遵从的经典是《瑜迦师地论》为本，辅以《百法明门论》、《五蕴论》、《显扬圣教论》、《二十唯识论》、《三十唯识论》、《分别瑜迦论》等“一本十支”，阐扬法相、唯识的义理。
窥基是元魏尉迟的后人，十七岁随玄奘出家，二十八岁参与《成唯识论》的翻译和注解，后来还多有撰述，是发扬光大慈恩宗尤其是唯识论的高僧。他所著的《三十论》单是印度的注家就有十派。而《大乘法苑义林章》才是他的关于唯识论的代表作。他此著作中提出从宽到狭、从浅至深、从粗到细的五重唯识论观识：
一、遣虚存实论（识）。
二、舍滥留纯论（识）。
三、摄末归本论（识）。
四、隐劣显胜论（识）。
五、遣相证性论（识）。
这五重认识方式逐层刊定，每一层各有关键，因此成为慈恩宗独特的观法。
慈恩宗对因明学说比之前期也有很大的发展。因明学说来自印度的瑜迦学派，玄奘在印度游学的时候，对于因明到处参问，造诣越来越高，在临近回国的时候，戒日王亲自主持无遮大法会，玄奘写了“真唯识量”阐述因明学说，书写在金牌上面，经过十八天的论辩没人能够驳倒，创造了阐述因明光辉的典范。“因明”两字，梵本原来没有，玄奘为了译述《因明入正理论》才创造出来。虽然有了译本，但是，他对弟子们又勤加口授，创建新说，他的口授被弟子们奉为秘宝，争相作注，后又有疏的出现。其中窥基的《因明大疏》和《成唯识论述记》为表述的最为准确。后世的诠晓、谦讽、可玄、智光、通理都修学上面两部著作，由此可见因明论和律宗的关系。
更为值得注意的是，律宗道宣继承北朝慧光（468——537年）的律统，到了智首（567——635年）都是专事《四分律》的阐扬，一直到了玄奘译出有关唯识论的理论著作，律宗才依据唯识论为基础，形成律宗完整的体系，从仪式到内容得到完善。当时出现了《戒体论》，表述了佛家弟子从师傅受戒时，在精神上需要构成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，是为戒体。这成为以后律宗修身的决大法门。
唯识论和因明论，影响深远，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专门写了多部著作论述唯识论和因明思维，启蒙思想家龚自珍运用因明学说写成《中不立境论》、《法性即佛性论》。谭嗣同所煮《仁学》一书其中也大量引用唯识论的思想，作为改良创新的理论武器。最有代表性的是章太炎，专纠唯识论，他在和保皇派的论战中，运用因明学说和西方的逻辑学进行比较，又和墨家对照，得出许多新见解，写出许多影响很大的著作。晚年他主讲国学研究会时，在诸子说略中，经常拿因明学说来证实诸子。据最近整理出版的毛泽东读书笔记，毛氏对唯识论和因明学说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。所以，慈恩宗在辽国最大的两个寺院悯忠寺和云居寺占主导地位，本质上是哲学的进步。
佛教自从禅宗为主流以来，内心关照，多发义理，原始佛学越来越走样了，《六祖坛经》成了经典，几乎代替了原译经典，诠晓出来匡正，烧掉了《六祖坛经》、《宝林传》，除伪妄，尊玄奘法师的原译为佛经正统，以唯识论为认识世界的方式，“读原著”为要理，使慈恩宗及其因明学说第一次站了上风，达到了以律代禅的目的。虽然这是尊经派唯一的一次胜利，但是，对于佛教史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。不但在云居寺留下了一整套《大藏经》，《契丹藏》也得以流传，也是后来悯忠寺成为律宗寺院的发轫。后来的佛教，基本上在这个基础上流行的。尽管在寺院方丈中几乎很少有专修律宗的人，但是，所有律宗倡导的律戒被所有寺院所接受，受戒成为必修的功课和仪式。特别是在这股风气的影响下，北京建立了北方最大的律宗寺院——戒台寺，禅律并宗的局面基本上形成了。
所以，辽代的“改禅为律”，是当时的社会状况所使然。
（辽代）燕京僧院以律院为多，《松漠纪闻》：燕京兰若相望，大者三十有六，然皆律院。南僧至，始立四禅院，曰大觉、招提、竹林、瑞象。考禅宗系南宋末天竺僧菩提达摩来华传入，以专修“禅定”为主，故名。相传五世，又分为南北两派。南方代表名神秀，北方代表曰慧能，故有“南秀北能”之说。南派教义通俗易懂，流传日广，南北朝时亦深受北方欢迎，后来影响宋明理学。律宗为唐代道宣所创，道宣居终南山，专攻“四分律”，即强调佛教戒律，故律宗又称南山宗。“律宗在佛教史上影响并不甚大，它在燕京为什么得到特殊地发展，尚待进一步研讨。燕京寺院多建自唐代，律宗大约是在唐代就大量传入幽州的。燕京寺院，不论禅院、律院，规模都相当大，悯忠、三学、延寿、竹林等寺皆巨刹。至于宗教活动，更为可观，往往一次饭僧数万。”(齐心王玲《论辽代燕京的佛教》)
禅宗的回归
但是，禅宗毕竟是中国有特色的佛教，悯忠寺和云居寺的历史反映出来，仅仅就是辽国六帝后，金一代辽，局面就发生了变化。大约是金代大定二十年（1180）义谦法师入主云居寺，又改律为禅。
据北京图书馆所藏《谦公法师灵塔铭》记载，谦公就是义谦，俗姓严，家居涿州范阳。生于金太宗天会二年（1128年），卒于金章宗承安五年（1200年）历五帝。他“自童雉间，不留髻发，天赐渊靖，性了空门。”他母亲发现了他的这个特点，允许他出家到云居寺，百禅师坦上人为师，得法名义谦。
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即金代辽以后，云居寺出现了禅宗坦上人，但是，寺院规则和内容还是律宗。义谦十五岁的时候，得到金朝皇帝熙宗的恩典，但是什么恩典铭中没有说。他深习华严经，中年后参禅入道，遇到柏山宝老禅教双通。“大众请为提举寺事，靡不推重，大定二十年，有兹院大众，本里坛信以施，状请匡摄荒蓝，师至日，改律为禅。”
也就是说，在金大定二十年（1180年）的时候，施主大众和僧众，将在柏山的义谦请回云居寺任主持，他回来的当天便将云居寺改律为禅了。好在，这没有影响云居寺的修缮和建设，“施者重修廊宇，别建僧庵，西序东厨，焕然顶新。皆参道力，特诱华严。经邑门徒，众仅数千，供给斋粮，未曾有阙。香厨饮膳丰余，安居二九载矣。”终年七十三岁。
悯忠寺改律为禅可能要更早一些，在宋军进入后，就有宋僧入驻悯忠寺。宋在燕京的统治虽然只维持两年时间，但是，金朝的佛教主张是阐教合一，所以，应该是金朝进入燕京，悯忠寺就由律改禅了。
金朝在海陵王时期，产生了排佛的倾向。海陵王虽然没有公开宣布排佛，但是，他对佛教是不以为然的，曾对张浩等人公开指斥佛为虚妄之事。金世宗也没有对佛教的热情，这样，佛教又逐渐地成为信仰者的宗教，降入民间，缺少了来自政府的支持。禅宗能够由繁而简，内省悟道，所以便很容易地取得统治地位。就云居寺来说，成长在律宗环境的义谦入主之后，第一件事情竟然是改律为禅，可见“中国特色”的佛教还是深入人心的。
悯忠寺在此时是禅宗为主了。
《大金国志》卷36《浮图》：“浮图之教，虽贵戚望族，多舍男女为僧尼。惟禅多律少。在京曰国师，师府曰僧录、僧正，列郡曰都纲，县曰维那。披剃威仪与南宋等。所赐号曰大师，曰大德，并赐紫。”看来，从金朝开始，又恢复了禅多律少的局面了，直至如今。
这里有两方面的重要历史经验，一是在两个政权和平对峙时期，文化竞争是激烈的，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要掌握先进的具有优势地位的文化武器。辽朝圣、兴、道三朝，和宋朝的将近120年的和平共处，榷场互市之外，双方在文化方面一直处于竞争状态。这种竞争并没有影响和平环境，却使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达到了极大的发展。在宋朝百花竞放，名人辈出。在契丹，佛教普及，刊本精湛，重要的是使一个马上缺少文化的民族接受了汉地的先进文化。二是契丹辽朝在推行佛教文化中，坚持自己的立场，没有受占主导地位的已经汉化的佛教势力的影响，“改禅为律”，在向发达的文化学习吸收的过程中主导意识形态没有改变。尽管整体文化水平落后于南朝（当时，辽称宋朝为南朝），但是，并没有成为宋朝的文化附庸，而是实行了一套适宜于自己的文化政策。这样，使佛教中的律宗、慈恩宗（法象宗）在禅风大盛的时候，在辽朝占据了主导地位。且不说对于当时对于巩固政权产生了积极作用，就是对后来的佛教也发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。既要有内容，也要有形式。直到如今，佛教的参禅礼课，焚香 顶也是佛教徒必不可少的功课。而对广大民众的影响更为深远。没有形式的内容推广起来是很困难的。辽朝对佛教的推广，注重形式，通过仪式的举行，使佛教的向善、轮回、平和包括一些哲学范畴的认识论，深入朝廷各级官吏乃至民众，最终取代落后的萨满教，也抵制贵族化的禅宗。这对一个文化还欠发达的民族和国家来说，是一次成功的操作。悯忠寺云居寺戒台寺等寺院为我们保留了这段历史，实是幸事，是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巨大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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